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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tak747]

港產電影困境


葉德嫻憑《桃姐》榮獲六十八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也是首位香港女演員榮膺威尼斯影后，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隨後忙不迭送上祝賀，高呼香港電影業「亞洲第一」，獲得國際認同云云。曾幾何時，港產電影的確令香港人引以自豪，香港更被冠以東方荷李活的美譽，當時香港本土文化產業都開鄰近地區風氣之先，成為一時的潮流指標，不論歌影視各行業都成了其他地區爭相仿效的對象。但時至今日，還有多少香港人會對港產片津津樂道？最近看《竊聽風雲２》就聽見鄰座觀眾感嘆「好耐冇睇港產片」，事實上近年值得入場看的港產片，一年約得一兩部，較少看電影的觀眾甚至不會看港產片。既然香港電影仍有本事在國際性影展獲獎，可見並非沒有人才，為何今天的電影業會凋零至此？
創意工業，顧名思義，最重要的是創意。然而香港是一個經濟主導型的社會，投資者固然只想賺錢，觀眾也只想花錢買娛樂，大家都不想枉費腦筋精神，結果鑑賞文化藝術的修養當然欠奉。但投資者和購票觀眾卻是一眾創作人的老闆，為了迎合老闆們狹隘的接受能力，創意當然會受到窒礙。就如最近在網上看到不少人讚賞印度片《 3 Idiots》，嗟嘆本港特技資金已比不上荷李活，怎麼連編劇人才也比不上印度？卻不知道此片已是兩年前的舊作，片商就是對港人的接受能力沒信心，遲遲不敢引入早已大獲好評的非荷李活電影。
片種奇少是港產片另一弊病，來來去去都是黑社會片、愛情片，皆因電影老闆要確定題材「安全」才肯投資。這「安全」有兩層含意：一是有賣座保證的題材，即是拍過又受歡迎的題材，即是只可以吃老本了；二是要題材沒有政治風險，內容能通過大陸審批，才能在大陸市場分一杯羮。這兩層「安全保障」牢牢鎖死了創作人的腦袋，就好比孫悟空被戴上金剛箍，任你法力無邊也難以翻出甚麼花樣。要知道大陸的制度最愛朝令夕改，像最近傳出的「限娛令」，港台藝人出鏡竟要被打格；早前又突然宣佈未來三年都不能拍攝時空穿梭、經典反面人物、鬼魅等題材。再加上內地辦事的潛規則，再有創意又能怎樣發揮？
不少聲音提出，希望香港電影人可以拍回香港人有共鳴的本土故事，讓人能對現今的生活有所反思。卻有陰謀論者指有錢人必然不肯投資，因害怕港人有反思空間後會起來反抗，侵害他的既得利益，不如只開拍純娛樂片，讓打工仔娛樂過後第二朝照常上班好了。葉德嫻指電影在香港只是一門生意、是商業投資，但在外地，電影還是一項文化藝術事業。她希望香港政府能增加資助，讓香港電影人不用常為資金四出奔走，能拍攝一些警世電影。你猜，這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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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榮扭曲真相 亞視記者傷心憤慨


【明報專訊】亞洲電視新聞部前主管梁家榮昨天出席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交代亞視錯報江澤民死訊及涉嫌從事有償新聞兩大事故，梁家榮離職時曾公開表示，自己盡了力仍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所以引咎請辭，但昨日卻修改口徑，變成指自己誤信消息來源。此一口徑突變，扭曲了事件真相，令許多亞視記者傷心憤慨，也令支持亞視新聞部的新聞專業組織錯愕不已，認為梁家榮的說法難以接受。


據了解事件始末的人剖析，江澤民死訊播出當天，梁家榮和另一高層譚衛兒對消息未經充分求證便匆匆播出，持強烈保留意見，新聞部上下都知道，但由於播出消息的要求來自比梁家榮更高級的人，新聞部沒辦法，唯有希望消息屬實。指決定來自更高層，有兩個佐證，其一是亞視台徽轉為黑色，這明顯不是新聞部可以決定的，當天新聞部看到時，想勸阻已來不及。另一佐證是新聞出街時曾一度預告，晚上會播出江澤民生平特輯，到晚上被抽起了，這是應新聞部主管的要求抽起的，印證了新聞部主管當時對事情是有保留的。


既然新聞部是被動犯錯，為何梁家榮翌日便遞辭職信呢？了解情的人指出，梁家榮當時怪責自己，沒有在關鍵時刻盡最大努力反對，例如向高層表明，若堅持播出便即時辭職不幹，他既然沒有這樣做，便應該為事件承擔責任，所以要引咎辭職。消息人士指出，亞視管理層其實也知道，錯報江澤民死訊的責任不在梁家榮，所以一直沒有接納他7月6日的請辭，希望事件淡化，不了了之。


消息人士指出，梁家榮和亞視決裂，其實是由於殷莉事件，即管理層插手新聞事務，瞞新聞部主管擢升殷莉做首席財經記者兼主播，然後叫她出去約收費的上市公司訪問，這等於搞有償新聞，梁家榮堅決喝止；王征在8月23日召開員工大會跟新聞部理論，梁當王征的面公然訓斥，用詞強烈，據在場人士憶述，王征憤怒激動至堅握雙拳，翌日亞視管理層支持殷莉開記者會，堅持她做法正確。過幾天，梁便收到管理層信息，決定接納他的請辭，梁最終在9月5日離職。


梁家榮離職時作的公開交代，即盡了力仍無法阻止江澤民新聞出街，以及反對把新聞與廣告混淆，亞視新聞部員工完全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深有同感，所以才會出現連續數日多名主播穿黑衣報道新聞，哀悼「新聞良心」被迫離職一事。梁家榮看到舊同事這麼支持自己，據說也感動不已，因此決定答應立法會的邀請，公開交代事件。


不過，在公開交代的過程中，梁家榮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因為深信自己要為錯報江澤民死訊負責，所以把一切責任攬上身，把無法阻止出街說成是他錯誤相信了消息來源，這句話令管理層干預新聞自主、外行領導內行的質疑煙消雲散，變成單純的新聞專業判斷失誤，這是新聞部員工最不能認同的，因為他們看到的事情經過不是這樣的，他們無法理解梁家榮為何這樣說，為何刻意替管理層開脫，變相令員工兩周以來的堅持和努力變成笑話，傷心憤慨的情緒瀰漫亞視新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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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曾蔭權管治來個總結



歷任特首多有建樹

聽到曾蔭權的電台錄音訪問，更令筆者無名火起，世上焉有不及格到只有四十分的政治人物還自詡滿意的。樓價高企，令全港的中產受苦，令社會埋下不穩的危機，這是人盡皆知；但曾特首只薄責自己不是做得那麼好、只是有些缺失而已。曾是香港仔，很明白港人心態，知道港人就算不滿也慣了逆來順受；筆者感覺不到他有半絲的歉意，他在嘲弄、在看扁不敢暴動的香港人！

早在兩年前的《施政報告》，筆者就指出曾蔭權當七年（當時是四年半）特首，時間不短，但可以說是近代歷任香港領導人中最欠缺時代特色的一人。

從筆者開始論政的八十年代中說起吧。前任港督麥理浩十年新政，令所有基層市民受惠和懷念；尤德經歷中英談判，史料顯示他是英方陣營中最民主抗共的官員，任內承受半民選議員李柱銘、林鉅成等公開斥罵，開了治港

者要公開問責的先河

至於為人溫文的衛奕信，任內適逢「六四」，他在不知不覺間堅持了港人的反共自由，保護了中國外逃的民運人士；還有玫瑰園和《人權法》，這些皆令港人對他十分感謝。

到了彭定康，他的「西方不敗」、「千古罪人」特色，無人可以相提並論。任內經濟起飛，雖然造成泡沫，但失業率只有2％，任內促成強積金的成立，港人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好；功過還可爭論，但最具特色的一代人物，他當之無愧。

回歸後，董建華承受了千古罵名，破壞力強，這一點曾蔭權自然不及。

但董對香港的貢獻筆者還可舉出四點非常獨特的地方：一是安排過渡，初步落實一國兩制，成就尚算正面；二是教育了港人賢君不再的事實，人民力量由是形成，而且開花結果；第三和第四點極具爭議，但筆者從來力排眾議，給予高度好評，就是推行母語教育和八萬五政策，若說有錯，只是推行過程欠缺技巧與規劃。

曾治期間埋下炸彈

曾蔭權時代即將結束，他會留下罵名，也可能是歷史上曾經「享有」最低民望的領導人。他任內雖然推動了最低工資和《競爭法》的立法，但只屬承先啟後之作；說政改帶來民主，別說尚待歷史的驗證，就算是，他起的作用也有限，不足以理解為他任內的特色。

以上說的，都不會成為有曾蔭權特色而又有時代意義的事情。筆者兩年前就判定他是香港歷史上最欠缺特色的領導人，相信錯不到哪裏。

不過，他個人的施政「特色」，還是有的，今天亦差不多可以下個結論，留予下任特首和中央引以為戒——那就是曾蔭權是埋下最多政治炸彈的特首，下任若是平庸之輩，或未有對策就上任，準會給炸個粉身碎骨，就算不必任內「腳痛」，也要一任終結，無緣過渡到一人一票當選的再下一屆特首，成為歷史人物。

「鋸箭療法」效用短暫

這幾年來，面對各類社會問題，曾的施政理念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較大較嚴重的問題，用的是「鋸箭療法」，這或可於短時間內解決問題，但卻留下長久隱患。他的房屋政策，正是表表者。

筆者不是經濟專長，也不是房屋問題的專家，但兩年多以前已經不斷在本欄指出，樓價的升降，若是一時之間的事，必須在幾個月之內就要調整。

理由很簡單，樓價短期升降是市場問題，市民心急入市，成為負資產，風險自負，況且受害的人不會多，只是一萬數千，不成為社會問題。

現時卻是連升三年，升了一倍，影響的人太多，就成了只能升、不能降的政治問題，豈會是他說「有些缺失」這樣簡單？筆者身為小市民也明白的道理，精英雲集的管治班子焉會不知？一意孤行的做法，除了自利，不是埋下炸彈，還算什麼？

筆者提出命題，讀者若是同意，循這思路一想，自然知道炸彈何其多。

兩年始檢討一次的最低工資、公務員化的高官問責制度；明年首次出現的新高中新大學制度；資本家的獨大令到地產霸權的出現；令到《競爭法》有頭無尾，成為無牙老虎；打壓而不疏導的社運對策、選擇性的刑事檢控政策，令八十後的示威日趨激烈，曲線鼓勵了人民力量的出現。

今天的《施政報告》，不會令大家驚喜，亦不會主動拆彈，會否埋下更多炸彈？且拭目以待。

最後，這裏也應說句公道話，曾蔭權成為「埋彈特首」，中央也有很大責任。

所謂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七年以來，中共從未真正信任曾蔭權，也未在人事上放權給他；官僚心態令曾蔭權不自覺地成為「埋彈特首」，這正是前殖民地官員與專制極權政體不可能融合之下的互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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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自爆：「起動九龍東」英譯有誤


2011年11月6日 04:38:07 大公報
【本報訊】新一份施政報告的英文版原來有瑕疵！在昨日建築師學會週年論壇上，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自爆稱，施政報告英文版將「起動九龍東」譯作「Kick-Sta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Kowloon」並非其原意，應該是「Energizing Kowloon East」。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起動九龍東」，即把觀塘、九龍灣和啟德三個舊區，一併打造成中環以外，本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林鄭月娥表示，刻意將計劃賜名「九龍東」，而非東九龍，以顯示該區的品牌地位。

不過，原來施政報告英文版卻沒有翻譯出整個計劃的原意。她昨日自爆，「起動九龍東」的英文版設計應為「Energizing Kowloon East」，惟她只被要求校對中文版的施政報告，因此忽略校對英文版，怎料最終被翻譯成「Kick-Sta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Kowloon」。

林鄭月娥解釋，由於九龍灣和觀塘早已發展為傳統的工廠區，為本港帶來良好的經濟發展，因此不算是「Kick-Start」，即非剛剛起動的意思。她笑言：「I Hate this paragraph！」（我討厭施政報告英文版的這一段。）她形容事件令她「Unforgettable」（十分「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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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偉﹕香港經濟與控球後衛林書豪



【明報專訊】提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你最可能會想到的是他「倡導」競爭法的激情，但原來他至少還對另一樣東西有同樣的激情，就是籃球。也因此，上周在香港參與亞太經合組織商業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商業領袖們，從蘇局長的午餐演講中得到了有關林書豪及他所屬NBA球隊紐約人的介紹，還得知紐約人戰勝了邁阿密熱火的第一手消息。





或許當天部分聽眾與蘇局長對籃球同樣熱情，又或許那些商業領袖們也聽聞這個23歲台灣籃球英雄成功為紐約人隊扭轉形勢的事，但大多數聽眾的第一個反應是錯愕。我們真的需要知道我們的「商務局長」深夜花多少時間在籃球上嗎？但當蘇局長解釋為何林書豪會成為這個商務午餐演說的英雄時，突然間一切又變得很合理。林書豪身高6呎3吋，在籃球界只是矮個子，卻是紐約人隊的「控球後衛」。跟我一樣對籃球無知的人來說，「控球後衛（point guards）」是很特別的。


「為球隊創造得分機會」


蘇局長耐心地解釋，控球後衛的工作是「為他的球隊創造得分機會」，負責組織進攻與助攻，他補充說：「控球後衛的好壞在於助攻次數而不是入球得分。」我應該沒有記錯，林書豪也有一個漂亮的平均得分紀錄。


關鍵在於蘇局長把香港當作亞洲的「控球後衛」──「香港可以促進區內的貨物和組件運轉，有助中小型企業加強參與區域和全球生產鏈。」


深思後明白了蘇局長的比喻，立時清明。他的比喻絕對正確。香港是典型的「控球後衛」。相對於其他經濟體，香港像林書豪一樣相對「身形矮小」，但我們是典型的團隊成員，假設產品的價值鏈是一隊球隊，明顯地香港的作用和專長是管理這價值鏈，確保各方面有效地緊密聯繫一起，並確保每個隊員都在其位發揮其所長。香港的工作是要清楚認知各隊員的優勢，而我們的附加價值在於幫助他們發揮這些優勢，他們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引用蘇局長的說話：「香港的責任是讓所有球員（經濟體）為球衣前面球隊的名字，而不是背面上自己的名字作賽。」雖然，林書豪的17號球衣的價值已飛漲。


為多了解林書豪和作為控球後衛的藝術，我翻開了《紐約時報》，讀了Howard Beck的文章。我愈讀愈發覺香港確是亞洲的控球後衛，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我，自我提升這無情的壓力是成為成功或失敗的控球後衛的關鍵。


他們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


林書豪看似在一夜間憑空出現，但他奇蹟般由被忽視和低估的新秀到成為籃球界的寵兒（尤其是在紐約），這轉變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林書豪的轉變由18個月前開始，是一個毅力、苦幹和保持自我信念的故事，是「反覆跳射投籃，加強上身及腿部能力，更清澈看透球賽形勢的眼光──是經過數百小時不斷學習和練習，訓練員和教練的輔助才出現的微妙轉變」。


林書豪的成功顯然是經過極大的努力、專注和全身投入，再加上謙遜的心的結果。這是一個早到遲退的人，他不僅勤練3分球和如何避過防守球員，他還做其他「髒活」──清潔地板上的汗水，提裝備袋，他更把頭等機票讓給更有需要的人。


因此，香港有很多東西可從這穿17號球衣的「發電機」學習。我們的角色確是「控球後衛」，我們的球隊──對香港來說是所有以香港作為物流和亞洲總部的公司，需要我們去充分發揮它們的效能。我們的作用可能被忽略，像過去的林書豪那樣，但我們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只有通過毅力、勤奮和自我信念來保持。我們的角色是要必須看到團隊（或投資者）面對的挑戰，以清晰的戰略性思維去應對這些挑戰，然後盡可能有效地運用我們團隊的資源。用林書豪的用語，「我們需要看清整個球賽，從競爭者和對手的優勢看，並為球隊做出正確的決策」。


在蘇錦樑局長這次不平凡的午餐演講前，我承認我對籃球漠不關心，並在很大程度上對林書豪茫然無知，但這種情已經改變。香港已不再只是亞洲的國際都市，我們是亞洲的控球後衛。雖然我們有巨大的天賦發揮這作用，但若沒有重心和毅力，我們將無法保守這位置或讓我們的投資者保持競爭優勢。我們也需要保持重要的自我信念：即使得分的不是香港，球隊也是因為我們有效做好控球後衛而得分。榮耀可能歸於得分的選手，但我們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可能會經常覺得我們的工作只是清潔地板上的汗水，提裝備袋，微不足道得令人沮喪，誠然，像林書豪一樣，保持謙卑一定是好的。


後記：紐約人在周三對戰克里夫蘭騎士的比賽中，在落後兩節的情下，在第三和第四節比賽中追回，以120比103輕取對手。林書豪獲選為比賽的最佳球員，攻入19分及交出13次助攻。


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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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外勞」入侵 香港仍未淪陷

2012年4月23日

【明報專訊】那天約了朋友在IFC一家餐廳茶敘，午飯的人流剛散，侍應將半邊地方圍起來打掃，鄰桌來了一名衣著光鮮的年輕女白領，看樣子也在等人，未幾有一名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子坐下來，兩人開始用滲雜英文、普通話和粵語談工作，看來兩人應該是同事，女士的白話帶點口音，應該是原籍大陸，男的向女的就一些有關推銷產品事情教路，過了一陣子，有另一名看似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步入餐廳，先跟他們打招呼，並且為遲到道歉，小伙子衣著smart casual，英語對白，聽口音應該是ABC。




我的朋友遲到，閒無聊，加上距離近，鄰桌談的，我都聽得很清楚，都是有關新興市場投資策略的pitching，過往我自己說過很多遍，也聽過很多遍，可能當天我衣著隨便，他們高談闊論也不大為意，先到的兩人應該是投行的Hedge Fund Sales，男的是女的上司，工作是向對基金推銷產品，晚來的年輕傢伙，應該是對基金經理，亦是他們的客戶。

中西橋樑經驗 今天仍有價

容我穿鑿附會，男的是香港人，在這行頭工作應該有十多年，現在是一個coverage team的頭目。女的入行未久，大概仍是「亞蘇」(Associate)吧，內地出生，放洋留學，拿長春藤學位，擁有目下投行見習生的熱門履歷。對基金的總部在外國，因為覬覦中國的投資機會，所以在香港設立分公司，順帶從總部掉派黃皮膚的員工進駐香港；但這外黃內白的移民第二代，雖然精明能幹，但對中國的了解，大概止於唐人街而已。

事情令我聯想到，今天大家關注的外勞入侵，其實在金融圈，早就發生，但這現象對香港是福不是禍。

香港人長時間作為中西橋樑的經驗，今天仍然是有價的，縱使祖國的新生代精英，普遍都具燙金學歷，再加上文化上的零距離和工作狠勁，跑大陸生意，自然是不作他選，這些都是看得到的表象。但是，香港的文明卻在細節中，也不單是排隊這些生活小節，我每一次坐車從皇崗口岸過關時，接觸兩地海關官員後的感覺，香港海關員工的禮貌，讓我覺得回家的感覺真好。

真正大都會 應容移民發揮所長

我們常常很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先不說金融，任何一個具活力的城市，都需要吸收移民，他們為城市提供勞動力和消費力，紐約如是，倫敦如是，上海如是，香港又豈能獨異呢？

我的朋友李寧，多年前憑專才身分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早前到美國和林書豪一起看籃球，林是99.9％的美國人，兩人出身背景、年齡都差很遠；如果香港這地方能夠讓不同背景的炎黃子孫在這發揮所長，這才是真正大都會。
張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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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管治的根源——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李祖喬 鄺健銘 | 2012-04-21


李祖喬@ Roundtable 鄺健銘
明報　2012-04-21

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新加坡獨立於60 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

不少研究指，60 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 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 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 、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 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匯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 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 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況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 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著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 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Kaitak747]

升職未必好 ／蔡子強


【明報專訊】升職，不一定是件好事。


大半年前，頂群情洶湧，林瑞麟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升職至政務司長。表面上，晉身這個特區政府之內「1人之下，17萬人之上」的位置，看似無限風光，但實際上卻讓自己從此進退不得。


林瑞麟進退不得的死胡同


梁振英因為自己民望不高，所以不想配搭一個民望比自己更不濟的林瑞麟，「累鬥累」，讓新班子更加弱勢，因此堅決要揀選林鄭月娥作為副手，最後又竟然成功說服北京接納，但這卻害苦了林瑞麟，讓他無處容身。


有報道，梁向林提出，可以讓後者挑選司長以外任何局長以至副司長的位置，但問題是，這無疑等於降職，這讓他顏面何存，如何還有面目面對今天如此尖酸刻薄的媒體和輿論，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


所以，如果林瑞麟較有自知之明，當日不是貪圖那大半年的風光，逆民意而行，硬要當政務司長，反讓自己進退不得，進入一個死胡同，而是安分守己當個局長，那麼在新班子中，縱使被林鄭月娥「截糊」，他還有局長又或者副政務司長可選擇，還有下台階，不似今天般，最後只能「下堂求去」。


說到「升職未必好」，讓人想起管理學上的所謂「彼得定律」。


「彼得定律」


1969年，Laurence J. Peter博士發表了The Peter Principle一書，書中指出，在一個有一層又一層、不同職級和崗位的科層組織裏，很多人都往往由一個原本自己勝任愉快的崗位，晉升到一個自己無法勝任的崗位，最終失敗收場。原因是每個崗位都有不同的要求，你能夠勝任一個，不代表你能勝任另外一個。若你在一個崗位做得好，加薪作為獎勵不是問題，但若「升職」的話，便存在如此一個邏輯上的謬誤和盲點。


所以，結論就是前述的道理——「升職不一定是件好事」。


在政壇，近年最易令人想起「彼得定律」的案例，其中一個必然是英國前首相白高敦。


白高敦的飲恨下台


晉身首相之前，白高敦擔任財相，1997至2007年的10年間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不單讓英國經濟欣欣向榮，還推行了不少改革，例如把議息權力轉移給英倫銀行，讓貨幣政策變得獨立自主。2008年10月，當金融海嘯讓歐美經濟危如累卵時，白高敦於英國推出了政府注資銀行的救市方案，有別於美國小布殊政府購買有毒資產的方案，旋即遭歐洲國家爭相效法，甚至連新鮮出爐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得獎者美國學者克魯明、對基金教父級人物索羅斯等，也放下民族門戶之見，褒英貶美，結果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也得妥協，推出類似方案救市。於是，一夜之間，白高敦成了眾口稱譽、拯救西方資本主義的白武士。他的金融專長，再也沒有人懷疑。


但問題是，擁有豐富的金融知識及理財能力，可以讓你勝任財相一職，但卻不代表你可以做好首相。作為閣揆，需要有另外一套才能以及領袖魅力和風範，偏偏白高敦為人脾氣躁狂，不容異見，對下屬頤指氣使，更曾經被傳粗暴對待下屬，選前又鬧出忘記關咪導致出言不遜辱罵選民言論曝光，電視辯論又三戰三敗，弄得工黨選情雪上加霜。這些都顯示，他並不是做首相的料子。


難怪當時有評論說﹕「他把唐寧街10號的大門鑰匙拿到手之日，也就是他政治下坡路的開始。」傳說當年白高敦因為自己做財相，自覺做得出色，於是便向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弄致灰頭土臉的貝理雅逼宮，要求後者讓出首相一位。如果傳言屬實的話，後來白高敦的含恨下台，就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梁卓偉令人惋惜


回到香港政圈，近日另一個令人惋惜的例子，是特首辦主任梁卓偉。


2008年中，梁出任食衛局副局長，當時他說希望以自己作為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的專業知識參與制訂政策。在自己與他有限的交往當中，也發現他是一位溫文儒雅，雖然鋒芒頗露，但對公共醫療始終不失熱誠、掌握數據如數家珍的專業精英，對其崗位可謂勝任有餘，而他的表現亦備受官場、媒體及輿論肯定。


去年底，他「轉換跑道」，出任特首辦主任，仕途看似更上一層樓，固然可說是可喜可賀，但我卻想，梁是否又有充足心理準備，將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崗位，走進一個慣了和風細雨的專業人士所陌生之鱷魚潭，需要捲入連場的殺戮當中呢？當記者找我評論時，我已經說，梁放棄堅持專業參政，改而嘗試最政治化的工作，「有機」，但也「有危」。


結果半年間，便鬧出了特首選舉期間的「曹二寶訓斥風波」，中聯辦綜合工作部部長曹二寶邀約這位特首辦主任於馬會會所午飯，席間訓斥梁卓偉與特首辦在立法會箍票不力，未能阻截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梁振英的「西九漏報」風波。


我沒有內幕消息，不知道這次風波對其仕途有何影響，會否為他樹立了頑固的敵人？又或者令他對政圈從此意興闌珊？若真的有影響的話，由仕途更上一層樓到辭官歸故里，政治之諷刺和弔詭，莫過於此，而這也是官場的一大損失。


特首辦主任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崗位，需要在幕後為特首操盤，協調各方勢力，合縱連橫，主持大局，當中少不免要沾手種種不是太光明正大的政治手段，甚至打擊政敵等，勢難獨善其身、置身事外。一個出身公共醫療領域的專業人士，就算他的本業做得幾出色，剎那間要他「轉換跑道」，也可能出現「彼得定律」所指出的弔詭處境。


我的記者朋友


最近，我有位從大學到今天近20多年的老友翁振輝，拿了一個被譽為電子傳媒的「普立茲獎」之崇高獎項，下個星期將飛往美國出席頒獎典禮，可說是可喜可賀。他在TVB的《新聞透視》工作了近20年，一直從事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工作，曾作過一系列在行內極有口碑的偵查報道。


20多年來，他一直安於自己崗位，更發自內心熱愛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奢望升至什麼管理崗位，領導一大群同事，因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這並非自己所長（事實上他的性格頗為孤高，我行我素，不太合群），這樣只會讓他表面風光，但卻得離開自己鍾愛的採訪工作。結果，努力做好新聞，行內的口碑，以及今次獲獎，而不是升職，為他提供了最佳的肯定和回報。


一直有閱讀林天悟君在《信報》撰寫探討傳媒生態的專欄，近日他寫了〈從悼華萊士說起〉一文，當中有以下一段，與前述的道理不謀而合﹕


「傳媒行業裏，有些人天生就是好記者，他們挖料及訪問工夫一流，但未必會是好的指導者，若因為潛規則使然而硬升做管理層，結果只會苦了自己，也苦了下屬。入行多年，實在見證過許多好記者，升任採訪主任等職級後難耐『夾心階層』壓力，為求安全感而提拔友好，結果令同事怨聲載道，最終甚至升職變丟職，人也迷失了方向，誠是可惜。」


這可說為「彼得定律」，多下一個十分好的註腳。

[Kaitak747]

麥理浩當年是怎樣落區的／文﹕蔡子強


【明報專訊】梁班子為期兩個禮拜分三輪的落區，終於在剛過去的周日結束。過程中惹來的狙擊以及混亂場面，讓不少人質疑，認為功效成疑。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總結時承認，落區給人「做show」的感覺，亦有人衝擊，但政府卻不會害怕，日後將會繼續落區，但卻說因即將進入立法會選舉提名和競選期，故短期內不會再用這種形式落區。我想這或許是一個下台階吧﹗


李麗娟細說從頭


前天，與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現時已退休並全職當義工的李麗娟聊天，話題難免觸及落區這題目。李麗娟當年在民政工作服務了很多年，對官員落區的來龍去脈知之甚詳，如數家珍，筆者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向她請教。


講開落區巡視、考察，很多人想起的，都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當年落區食蛋撻、飲涼茶，惹來眾多途人圍觀的「墟」場面，但其實真正的始作俑者，卻是一位低調得多、實幹得多的港督——麥理浩。


我上課時一直向學生說，麥理浩是一位香港人應該由衷感謝的港督，現代香港，也是那個我們珍而重之的香港，其面貌和根基，都是由他所一手奠立，例如廉署的成立，勞工福利、免費教育、大專教育和公共房屋的擴張，AO的本地化，以至基建如地鐵和海底隧道的建設，都是出於麥理浩之手。我想當中他很多的施政靈感，都是來自這些落區考察的啟發。他不是要大鑼大鼓的做一場媒體show，而是真的要體恤民情。


麥理浩的低調微服出巡


李麗娟在這些風雲際會的變革歲月，曾經當過麥理浩的秘書，有幸親眼目睹過這位改革者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人會知道的一面。


麥理浩有一次落區到公共屋視察，發覺異常乾淨，他靈機一觸，便到大廈的後樓梯觀看，發現垃圾原來都掃到這裏堆積。隨行的官員一臉尷尬，而麥理浩自己亦明白到，官員都愛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


所以，麥理浩心血來潮，就會逕自落區，不會預先通知政府官員，不讓他們預先為自己「洗太平地」，即事先妥為打點，粉飾太平，好讓他看到歌舞昇平的一面。他甚至找來自己副官（ADC）Dennis Shackleton當司機就會駕車出發，因為後者通曉中文，可以幫他翻譯。就算真的要官員作點安排，他都不會跟他們事前建議的固定路線去走，而會隨心所欲的走。


（順帶一提，看見Shackleton這個姓氏是否很面善﹖不錯，他就是那位偉大南極探險家Ernest Shackleton的後人，真的是事有湊巧吧﹗這位祖先的南極之旅，被稱為史上最動人、最富激勵性的歷險故事，是領袖學的經典，讀者有時間的話不容錯過。）


這位老闆衣著很隨便，很多時都是當年流行的「獵裝」一襲，李麗娟還記得有一次周末，自己穿著涼鞋上班，而麥理浩卻心血來潮要到郊外考察，結果她只有硬頭皮陪同，結果踩得滿腳泥濘，這位老闆更索性叫她在路經的新娘潭脫鞋洗腳，更被隨同記者拍下照片，成了一時趣談。


麥理浩最愛清晨微服出巡，報紙檔和生果檔的商販、小巴司機等，都是他愛作傾談的對象，從他們身上，他可以了解到民間疾苦，甚至貪污等問題，如警察拿東西不給錢等。麥理浩考察公共屋時更常常向李麗娟吐出一句：「Each house estate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e last one. 」


我幼年時家住筲箕灣，當時親戚朋友口耳相傳一個小故事，說清晨七八時，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洋人，坐在電車上層，去到筲箕灣總站，接再下車考察街市，有人認出這個洋人，便是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而這亦成了麥理浩體恤民情、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之一。


李鵬飛「飛哥」也跟我說過，這正是麥理浩的一個習慣，所以他對民情的掌握，往往好過不少下屬官員，常常質問他們到「口啞啞」，無言以對，因此也特別敬畏他。


麥理浩的 「功能性」 落區


vs.彭定康的 「政治性」 落區


李麗娟又記憶，如果麥理浩的落區是functional（基於功能需要），那彭定康的落區則是political（基於政治需要）。


這種所謂政治需要，首先就是肥彭要透過落區來為自己平添人氣，營造一個親民形象。那麼，如何可以在語言隔膜下，大大縮短一個洋人和和當地華人的距離呢﹖除了渾身是演戲細胞，打開門走出去便可perform之外，肥彭很快便找到獨門秘方，那就是——「為食」。


當然肥彭自己真的很饞嘴，但那亦的確是他與香港人的「最大公因數」，讓大家除了中、英文之外，找到共同語言以及產生共鳴的地方。於是，他起初每次落區，幾乎都會試試街邊商販的不同食物，這亦讓香港人愈來愈覺得他可愛。不止是大家今天還津津樂道的蛋撻和涼茶，據她記憶，魚蛋、蛋散、龍鬚糖、雞蛋仔等，肥彭統統試過。


至於政治需要的第二個層面，就是借題發揮，提供肥彭機會進行政治上的反擊。當時因為彭督政改方案，而中英雙方搞得劍拔弩張，炮聲隆隆，李麗娟說清楚記得，當時她任政務總署（即回歸後如今的民政事務總署）署長，當同事早上看到新華社那一邊如副社長張浚生發炮開火，便得準備，肥彭很有可能便會在下午落區，藉此機會聚集媒體，讓他「順帶」發言回應中方。


從彭定康到董建華的巨大落差


李麗娟為人厚道，只為我提供了麥理浩和彭定康兩個例子。但以後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由八面玲瓏的彭定康，到古板木訥的董建華，那是一個巨大的落差。董原本已經不慣面對群眾，視落區之類為苦差，可免則免，而經過以下一件事之後，更成驚弓之鳥。


話說2001年11月28日，當時民望低迷的董特首，在正式競逐連任前，打算先行做些親民動作，為自己稍添人氣。動作之一，是在街頭視察民情。當時他主動與群眾握手，不料卻慘遭奚落。一名男街坊一直把雙手交叉在胸前，更眉頭緊鎖面露不悅之色，不料董卻不曉得鑑貌辨色，當他與三四名市民握手後，順勢把手伸到該名男子面前，對方不單沒有善意回應，並且斷然揮手拒絕握手，口中更喃喃自語，令董在公眾鏡頭前大出洋相，表現尷尬，唯有與一名剛與他握過手的市民再次握手，然後轉身背向圍觀者，迴避拒絕握手的那名男子。


此事遭傳媒大做文章，大加揶揄，讓一個原本以為可以塗脂抹粉的公關場合，變成一場丟人現眼的公關大災難。


至於曾蔭權，上任之初，還會頻頻落區，差不多平均一個月一次，但到他2007年連任成功之後，便鬆懈下來，到了他民望大插水之後，更像董一樣，視之為畏途。


「落區」 不一定要是 「媒體show」


寫出這些落區的前世今生，尤其是麥理浩的故事，是要讓大家知道，落區不一定是要像過去兩個禮拜般的大鑼大鼓、前呼後擁的。如果不是基於肥彭式的「政治需要」，而是基於麥理浩式的「功能需要」，不作事先安排、低調、頻密的微服出巡，可能更能讓管治者體恤民情。「落區」與「媒體show」，大家應該清楚區分。


李麗娟在言談間，尤其顯得憂心忡忡的，就是在今天這樣紛擾的處境中，落區不單對警力，更對從事民政工作的舊同事，構成很大的負擔以至壓力。這種election campaign的做法，又是否一定要繼續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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