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梵蒂冈最近一直都在为恢复邦交作出努力，而且出现了可能在短期内建交的
迹象，不料却因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周单方面晋升马英林、刘新红两位神父为云南主
教和安徽主教，引起罗马教廷强烈不满，恫言将援引《教会法典》1382条把马英林、刘
新红以及为他们主持祝圣礼的两名主教革除出教，使中梵复交过程遭受挫折，在网上也
引起不少讨论。
近期以来，中国在任命主教的问题上，一直都有通过特殊管道与教廷协商，然后再
由爱国会任命中梵双方都同意的人选。这也是中梵双方关系得以缓和的主要原因。爱国
会在中梵关系极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关键时刻，突然来这一手，难免启人疑窦。
有的评论认为，爱国会此举是中国政府高层反对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的保守力量的反
扑。也有的评论认为，中国这边自行任命主教，教廷那边扬言要开除主教，其实都是中
梵建交前夕的“漫天开价”，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后续的“就地还钱”过程。
中梵复交的最大障碍，并非台湾问题，而是主教的任命权问题，也就是中国主教的
任命，最后是由教廷还是由北京拍板的问题。教廷希望北京接受“越南模式”，即主教
的任命权在教廷，但任命名单由越南政府认可并提供；北京则倾向于采取现有的方式，
就是由双方协商人选，再由爱国会委任教廷也同意的人选出任主教。相信中梵之所以迟
迟无法复交，关键就在于双方在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上相持不下。
就问题的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政权）何者为大的矛盾。虽然
耶稣基督在回答犹太人是否应该给罗马帝国纳税的问题时，曾经说过“把凯撒的东西给
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等于间接主张政教分离。而在基督教文明后来的历史发
展中，确实也出现过象征“教权”的罗马教皇和象征“王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存
的时代。不过，因为历任皇帝都得由教皇加冕，其实就是“王权”依附于“教权”，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教权”对“王权”的诸多干涉，必定引起“王权”的反叛。英王亨利八世就是因
为采取了一些反制教廷的措施，被教廷开除教籍，干脆宣布英国教会独立自主，成
立圣公会，自任教主。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争执，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的矛盾。
事实上，中国天主教会在上世纪50年代宣布有“自圣”主教的权力后，就已经成为类似
圣公会的特殊教会组织，只不过是因为还自认是天主教，跟罗马教廷藕断丝连，不像
圣公会那样彻底决裂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王权至上”，从诗经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来，皆是如此。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还
是外来的佛教，其“教权”从来都得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以佛教为例，虽然东晋高僧
慧远大师曾经高唱“沙门不礼王者”，但是他的师父道安大师的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
不成”，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而佛教也是因为接受了“王权”，才得以在中国茁壮
发展至今。
三百多年前，罗马教廷因为坚持某些教条，不认同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版本的“中国
化天主教”，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史称“中国礼仪之争”），惹火了本来对天主教
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干脆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来，传教士又卷入康熙末年的王位之争，干预内政，雍正帝即位后就更加严禁天
主教在华传播了。
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立场，是有历史渊源的，并非中共“平地起高楼”的独创。如
果不明白“教权”不能凌驾于“王权”的中国国情，梵蒂冈恐怕很难和中国复交。
迹象，不料却因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周单方面晋升马英林、刘新红两位神父为云南主
教和安徽主教，引起罗马教廷强烈不满，恫言将援引《教会法典》1382条把马英林、刘
新红以及为他们主持祝圣礼的两名主教革除出教，使中梵复交过程遭受挫折，在网上也
引起不少讨论。
近期以来，中国在任命主教的问题上，一直都有通过特殊管道与教廷协商，然后再
由爱国会任命中梵双方都同意的人选。这也是中梵双方关系得以缓和的主要原因。爱国
会在中梵关系极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关键时刻，突然来这一手，难免启人疑窦。
有的评论认为，爱国会此举是中国政府高层反对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的保守力量的反
扑。也有的评论认为，中国这边自行任命主教，教廷那边扬言要开除主教，其实都是中
梵建交前夕的“漫天开价”，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后续的“就地还钱”过程。
中梵复交的最大障碍，并非台湾问题，而是主教的任命权问题，也就是中国主教的
任命，最后是由教廷还是由北京拍板的问题。教廷希望北京接受“越南模式”，即主教
的任命权在教廷，但任命名单由越南政府认可并提供；北京则倾向于采取现有的方式，
就是由双方协商人选，再由爱国会委任教廷也同意的人选出任主教。相信中梵之所以迟
迟无法复交，关键就在于双方在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上相持不下。
就问题的本质而言，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政权）何者为大的矛盾。虽然
耶稣基督在回答犹太人是否应该给罗马帝国纳税的问题时，曾经说过“把凯撒的东西给
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等于间接主张政教分离。而在基督教文明后来的历史发
展中，确实也出现过象征“教权”的罗马教皇和象征“王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存
的时代。不过，因为历任皇帝都得由教皇加冕，其实就是“王权”依附于“教权”，并
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教权”对“王权”的诸多干涉，必定引起“王权”的反叛。英王亨利八世就是因
为采取了一些反制教廷的措施，被教廷开除教籍，干脆宣布英国教会独立自主，成
立圣公会，自任教主。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于主教任命权的争执，其实就是“教权”和“王权”的矛盾。
事实上，中国天主教会在上世纪50年代宣布有“自圣”主教的权力后，就已经成为类似
圣公会的特殊教会组织，只不过是因为还自认是天主教，跟罗马教廷藕断丝连，不像
圣公会那样彻底决裂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王权至上”，从诗经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来，皆是如此。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还
是外来的佛教，其“教权”从来都得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以佛教为例，虽然东晋高僧
慧远大师曾经高唱“沙门不礼王者”，但是他的师父道安大师的主张“不依国主，则法事
不成”，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而佛教也是因为接受了“王权”，才得以在中国茁壮
发展至今。
三百多年前，罗马教廷因为坚持某些教条，不认同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版本的“中国
化天主教”，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史称“中国礼仪之争”），惹火了本来对天主教
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干脆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来，传教士又卷入康熙末年的王位之争，干预内政，雍正帝即位后就更加严禁天
主教在华传播了。
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立场，是有历史渊源的，并非中共“平地起高楼”的独创。如
果不明白“教权”不能凌驾于“王权”的中国国情，梵蒂冈恐怕很难和中国复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