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著名的《菊与刀》

路过书店，虽然很早就听说《菊与刀》的大名了，不过一直没心思看，今天随手翻到一段，正好和我这段时间想的东西有关，所以就一口气全部看完了，据说作者提出了著名的“耻辱文化“和”罪感文化“观点，来说明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

我来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和别人打架，那么究竟是以下什么原因？

1.因为那个人是坏人，我听见和看见这个人如何坏，干了很多坏事，所以为了维护正义，我必须惩处这个坏人，否则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看着这个坏人横行。

2.因为那个人打了我的兄弟，我必须惩处这个人，否则我对不起兄弟对我的情谊，眼睁睁地看着兄弟受难。

看这两种人的不同价值判断标准，一种是”良心“，一种是”情谊“；一种是”维护正义“，一种是”帮助兄弟“；一种是主动的，因为那个人是坏人，是有罪的；一种是被动的，因为那个人打了我的兄弟，如果我不帮助兄弟，这会让我感到耻辱。

其实这两种思维模式在每个人心中都存在，只是轻重不同罢了。

更准确地来说：

第一种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模式“，即以意识形态来判断自己的行动，即那个人是否是“罪恶”的，这种模式在西方宗教社会中非常明显，即判断某个人是否是“异教徒”，是“邪恶”的。不管那个人是否是你的兄弟，朋友，或是其他人，无论他以前是否帮助过你，对你有多好，只要他变的“邪恶”“罪恶”了，那么就不能宽恕他，一定要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罪恶”，重新回到“好人”堆里。

第二种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责任义务模式”，即以我是否对别人有责任义务，更准确地以《菊与刀》中的说法，我是否“负恩于别人”，这种模式在日本这种以家庭和组织为准的社会中非常明显，即判断某个人是否曾经帮助过我（恩惠于我），因此我对这个人是否有责任义务来帮助他。不管那个人是否是坏人，究竟要干什么事情，只要他曾经帮助过我，我就一定要帮助他，而不论他干的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也即心中没有任何“善恶”“罪恶”的观念。

从以上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两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完全是两个极端：

首先第一种“罪恶”思维模式，其缺陷就是容易引起宗教狂热，比如那个人其实并非“罪恶”，而是被冤枉的，自己被狂热的宣传所蒙蔽。

而第二种“义务”模式，其缺陷就是不分善恶，没有罪恶观念，面对陌生人（和自己没有任何帮助反帮助关系）就没有任何感情，所以可能日本人在进行南京大屠杀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们意识不到杀人是“有罪的”，仅仅是因为将军的命令，而将军“帮助过自己”，所以自己必须执行将军的命令，“反过来帮将军的忙”，而南京那些人却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而在当年的日本，对一个日本人恩惠最大的就是天皇了，所以如果天皇下命令要去打仗，征服某个地方，那么日本人就会义无返顾去做；而战败之后天皇下命令投降不打了，日本人也就直接放下武器接受占领。因为本来这个仗就是为天皇打的，他们不过是在帮助天皇罢了，一切听从天皇的喜好。他们本身对美国人，中国人什么的并没有什么好恶的感情，不是因为喜欢或者讨厌这些人才去打仗的。而且就算他们讨厌某个人，也不会直接攻击他（除非那个人先攻击自己），因为别人并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所以自己的感情只能压抑，并且拒绝那个人的帮助，否则自己就必须要反帮助那个自己讨厌的人。

所以难怪黑社会组织在日本的社会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因为日本的文化就是一种“无罪”而仅有“义务”的文化，日本文化中所认为的“错”和西方文化等是不同，西方文化认为的“错”就是“犯了罪”，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按照“罪恶”思维模式来思考的；而日本文化认为的“错”就是别人帮助了自己，自己却不帮助别人，即“没有尽义务”，这是一种耻辱，根本没有”罪恶’的观念。

那么中国呢？

我觉得中国是两种文化的混合体，中国儒家价值观的两个基础就是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义”，其中的”仁“就是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即对待人要仁，否则这个人就很”凶恶“，有点邪气；而”义“则是第二种责任义务模式，即别人对你有恩，那么必须回报别人。所以中国有句话叫”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而日本明显是有”义“无”仁“。